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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需要注重的几个维度
2018-05-22 11:41:08   来源:    点击: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宏伟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言简意赅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个字总要求,则是千头万绪十分庞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其间的任何大情小事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高度概括,无异于“掐住”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命门”、抓住了中国“四个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 

“乡村振兴战略”掷地有声落到实处,第一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第二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从不同维度立体式地去思考、去谋划、去落实,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赋予用于“开窍”的“金钥匙”,以摆脱过去惯有的理念落伍、认识肤浅,方法单一、形式呆板、行动迟缓的桎梏,提高自觉性,增强主动性,强化系统性,优化协调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切形式的虚应故事;变“形动”为“行动”,变“务虚”为“务实”,变“运动式”为“日常式”,变少数人“干着急”为全民族“同心干”!

一、从宏观维度看待“乡村振兴战略”,才能避免“一蹴而就”的短视行为

1、乡村振兴,需要长期奋斗和久久为功的韧性战斗力

2017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只要数据显示,我国现有乡镇31925个,行政村级由596450个,自然村有317万个;至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女性占47%,55岁以下占66%;机械化水平虽有提高但水平相当低。据报道,2014—2016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2千亿斤以上,2017年约比2016年年增产0.3%,实为“平产”而已。

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特别容易受到各种自然、生态因素变化的直接、巨大、不可控的影响,加上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导致农业依然是典型的“弱质产业”;农村依然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相对落后的板块;农民的整体结构基本还是处于文化、科技素质低的层面。决定了我国的“三农”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难以彻底改变“科学化程度低、机械化比例低、现代化起点低”局面,大面积、高标准、稳定性脱贫是既定目标但难度甚大。

因此,要始终抱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发扬爬坡上坎、滚石上坡的吃苦耐劳精神。倘若没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和久久为功的韧性战斗力,臆想“三拳两脚”就能打出“乡村振兴”一片新天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

2、要把“乡村振兴”,放到基本国情民情中加以考量

我国从“小农经济”的历史“源”点走到现在,其间曾经有过时快时缓、时好时坏、时上时下、时顺利时曲折……但毕竟总是以渐进的方式发展过来了。这种过程与特性,决定了“三农”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即便现在和今后,农业再分化出其他生产样式或产业结构,也注定了依然携带着我国所特有的“三农”之原始“基因”。

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任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生问题,如果不从中国最大量、最根本、最基础、最能带动全盘的“三农”基本国情出发,一切都“白搭”!为什么近现代中国那么多志士仁人都想变革中国,而结果要么半途折戟、要么走入歪门邪道? 为什么只有毛泽东同志获得了成功?就在于毛泽东同志善于农村调研,才从宏观上认清了“三农”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性,才最终奠定了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石。

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教训也一再雄辩证明:“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之时,就是中国发展健康、顺利之日!可见,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乃至实现小康,无不取决于“三农”,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实质性的发展根基!

3、“乡村振兴战略”,要有偿还“历史旧账”的自觉政治意识

现在乡村存在的任何“高难度”问题,无不是历史积淀下来、迄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远的不说,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穷二白”平台上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无法支撑全国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的发展需求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改善人民生活。只能采取在维持并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持续以牺牲广大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一方面用较低价格水平提供农产品去维系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勒紧裤腰带用宝贵的农产品出口换取有限的外汇、进口当时渴求的工业原材料及其成品……据有资料显示,我国“一五、二五”期间,农业提供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农副产品提供了占60%以上外汇收入。长期采取“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农村维护城市”以及“农业为工业积累,农村为城市垫底”那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才是“三农”迄今欠账多多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及其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改观,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有条件、有责任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基于此点,各地各级政府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社会各界都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与鼎力相助,而不能对“三农”继续采取漠不关心甚至剥夺、歧视性政策与做法。

4、“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系于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不振兴,民族难复兴!乡村振兴,又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从历史、现实的角度,深入农村、熟悉农业、了解农民,才能真正把住国情、民情的脉络,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正如习总书记常常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所以才会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样重大战略部署,去引领、推动“三农”问题的全面破解。而不能仅靠掠光浮影般的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的一知半解,或者漫不着边际地从“讲坛”到“论坛”、从“学说”到“理论”……那是害人误国的! 

二、从微观维度看待“乡村振兴战略”,才能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1、不察“细节”,是急躁冒进或弄虚作假之始作俑者

乡村振兴,任何时候都不能不考虑我国广袤农村的千差万别,都得从微观角度审视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老百姓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坡前坡后两重天”……)、地域条件(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村落、家族等等各自独特、异趣的人文特征、特性(语言、文字、民俗、风情、习惯等等的和而不同、相映成趣、互补短长……)。对这些微观的东西,如果缺乏基本了解,抑或稍微忽略,哪怕有意无意淡化,都会带来一系列不可预估的经济与人文损失。

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前提、大环境、大背景下,倘若光想着如何急功近利“出政绩”而企求“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到只想靠一次会议、一个文件、“一刀切”的命令就能奏效,只能事与愿违,成为典型的“瞎指挥”“穷折腾”。

比如,某些地方不顾当地光、温、水、肥、气、耕地、耕作习惯等等自然生态条件,却以尽快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脱贫致富”为由头,采取“死硬命令”的办法,主观臆断地压减或扩大某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强迫农民拔掉已经生长一尺多高的玉米苗去改种烤烟、蔬菜、中药材……等等奇葩举措屡见不鲜。

又比如,某些地方一厢情愿地搞“千村一面”“百户一式”的“新农村”,“大呼隆”地千篇一律规划、一个模子造房、一个样式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地域、民族、乡居特征?!没有了乡村应有的“颜值”,更谈不上“留下乡愁”什么的!

2、“细节决定成败”,理念创新才会干事扎实

任何企图在我国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三农”领域,不问东西南北、不管青红皂白,采取“一刀切”“一窝蜂”……都无异于是在做“削足适履”的蠢事。其结果,只能是力也费了,丑也丢了,农民还并不买账!

因此,真心实意要发展“三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振兴,硬是得老老实实因地制宜,一地一策、一村一策甚至一家一策,才能体现“水平”。所以,万万不可小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贴紧“三农”去找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这个基本功。

比如,重庆市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办事处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合作,利用所辖三河村上世纪80年代修建、后来衰微破败的陶器土窑进行一番精心构思、设计后,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与休闲度假之所,人们在这里既能观赏陶器制作又能撸起袖子一试身手,在寻找乡愁的同时,还能喝咖啡、吃简餐、品农家菜,真可谓雅俗并存、老少咸宜,土窑也有了充满诗意的名字——“远山有窑”。生动的“细节”成了“网红”及农民就业的“摇钱树”,乡村振兴就有了“支点”。

三、从“物”的维度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强根固本”

1、“物质是第一性的”。乡村振兴的“物”,在于耕地

“三农”是彻底的物化产业,直接间接的“物”,唯有耕地。俗话说得很好:“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基本、最可靠、最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不啻是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汤圆”!人们把它看作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认识与实践上的飞跃、是又一次“新的土地革命”。

从不久前公布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看,201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4921千公顷(达到20.2381亿亩,超过了预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林地面积203046千公顷,牧草地面积224388公顷。但是,我国耕地“存量不足、增量不多、减量加快”的特点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比数量更让人忧心的是质量问题。

一是耕地质量总体存在“下滑”趋势。通过对立地条件、耕层理化性状、土壤剖面性状等方面进行分析,我国高产耕地不过20%左右,中产耕地30%左右,近50%属于低产甚至难以耕作。在农村中青年劳力转移的当下,加快了从精耕细作到粗放耕作退步的趋势,普遍存在“三多”、“三少”、“三低”“三大”的“四三制”现象,即:化肥、农药、农膜用得多;有机肥用得少,轮作养地少,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少;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保土水平低、基础地力低;中低产田占比大、岩漠与沙化退化面积大、耕地被重金属及化学品污染比例大。

二是耕地质量改善与提升难度加大。我国南方土壤酸化加剧,华北平原耕层变浅,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沙化面积增速加快;东北黑土地贫瘠化凸显;西南喀斯特地貌的岩漠化加重;全国10%耕地面积受到不同程度重金属污染。

三是片面“占补平衡”是导致耕地“量减少、质变差”的主因。在城镇化过程中,强调了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要达到1:1甚至更高水平的“占补平衡”。但由于缺乏“先进造地技术”、“刚性质量标准”和“严格监管督查”的“三者捆绑配套”,不可避免地出现:占近补远、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占“熟地”补“生地”、占平地补坡地等等问题存在,甚至有比较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以至从笔者多年实地调研和有关部门实际土壤抽样测定结果看,补充耕地与被占耕地的质量水平一般都要相差3—5个等级;有的地方只在岩石上铺垫一层不足30厘米的“生(死)黄泥”,就算是“耕地”,不保水、不保肥、不保土,缺乏适耕性。

2、乡村振兴与否,命系新的“土地革命”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的要求,一下子抓住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命门”,就是要:一抓耕地数量的严控,二抓耕地质量的提升,三抓耕地的“三权”分置,盘活土地,维护命根。

一是要用“铁腕手段”和“精准坐标式”保护耕地红线。从全国角度看,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压倒一切的“硬杠子”。非常有必要“自下而上”从最底层的农用耕地基数开始连通中央的“顶层设计”来把控全局;尔后再“自上而下”地把耕地保护尤其是基本农田规划保护区域及保护面积等“一竿子”精准地分解、落实到省(区、市)、市(县)、乡(镇)乃至到村、到田(地)块。

二是保护现有良田沃土和中、低产耕地“提档升级”并重。任何地方的良田沃土都在城镇周边,所以一讲“城镇化”恰恰是这部分遭殃!以2014年为例,我国土地流转面积3.8亿亩,大概占农民整体承包地的28.8%。倘若不严控对对城镇周边良田沃土的保护,势必对十数亿人民的“饭碗”将有“伤筋动骨”影响。因此,城镇化万万不可以成片推进占用良田沃土为代价;实在需要也可以搞成“插花式”的“点状”分布,安排在岩石旮旯或农作物不适宜的土地上,不占或少占良田沃土为上上策。

三是“占补平衡”要依法强化耕地质量标准。我国“占补平衡”缺乏法制基础,标准失之于“疏”、失之于“宽”,缺乏对所“补”耕地质量可核查、可监测、可追责的法定要求,故很容易被“糊弄”。因而,在提出“占补平衡”时,必须依法制定起码的土壤肥力理化指标。在此质量标准基础上,才谈得上“占多少、补多少、只能补多不能补少”的数量问题。

四是土地在“确权”基础上的“三权分置”。党中央所提出的“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决策,给农民的“命根子”加了“保险套”、打了一个“活络结”,既让农民吃了“定心丸”又让农民有了“新盼头”。但在实际操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可变因素”还比较随意地存在,亟待把控!

四、从“人”的维度看待“乡村振兴战略”,才是抓住了“出发点、落脚点”等本质特性

乡村振兴战略出发点是为了农民,落脚点是依靠农民。过去和现在,不论是开发式扶贫、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移民搬迁式扶贫、扩大就业式扶贫、引进产业式扶贫……只要有条件,统统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要让贫困区域、贫困农民尽快地、持久地、高水平地摆脱困境走向富裕,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在于通过“扶志”和“扶智”调动农民脱贫致富、振兴乡村的自身原动力! 

“扶志”,就是要把贫困农民自己主动脱贫之志气“扶”起来,脱贫的腰杆就会硬起来,脱贫的办法就会多起来。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倘若缺乏主动脱贫之志气,再扶,有时也白搭。“扶志”,就是要靠压实领导责任、强化社会合力、加强基层组织等的教育、引导作用,变“要我脱贫、振兴”为“我要脱贫、振兴”,从被动的“巴望”到“人穷志不穷”地发奋!

农民的智力化水平决定了富裕化水平。“扶智”,就是国家要从职业教育、农技推广、拓展信息流通渠道去培育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意识与能力的新兴知识化农民,拓展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其中,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并提供低成本、便利化、专业化(诸如耕作、植保、农机、后加工等)的社会化综合服务以至“互联网+现代农业”,增强他们在生产、流通环节中的主导权、话语权,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减少他们在生产中的盲目性。

因此,不失时机、不拘形式、不走过场地“扶志”与“扶智”,正是长远地、稳定地、高水平扶贫脱贫的精准之道,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不二选择。只有当落后的农村、低效的农业、贫穷的农民得以彻底改观,才会促成我国经济持续、稳健、高效、高质发展,满盘皆活!

五、从顶层和上层的维度看待“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尽可能“填平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

之所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因为乡村的生产、生态、生活长期“一蹶不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个大道理人人都会讲,现在最迫切的是落实!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调结构”,是打破祖祖辈辈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补短板”,是补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大亏欠! 

顶层设计(主要指党中央、国务院层面)最要害的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起到导向引领作用,让下面各层级领导“权责法定”,在具体谋划“振兴”中有所遵循,“手脚干净”又“手脚麻利”地无所顾忌敢于担当、敢于作为!

上层谋划(主要指省市自治区、市县区一级)是对顶层设计的具体化,一定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结合当时当地农村具体情况,拿出具体方案、步骤、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有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向好变化,但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还没有彻底打破,因而凸显以下三种状况:

一是“三农”内部存在三个主要矛盾方向: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失衡;“三农”内涵所渴求的“刚需”,已经随着“三农”生产者和城乡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升级了;“三农”上、下游产业链乃至整个社会对“三农”的有效供给跟不上。

二是农业增产难度加大、农民增收路子变窄: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决定了它对市场的应变适应性弱;靠“低成本”的传统动力维持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已经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削弱了;“三农”阶段性、局部性的供过于求且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三是农业生产依然受制于自然环境资源的约束:首先是耕地数量、质量几乎达到极限承载力的制约;人们期盼绿色发展,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生态农业”那样“概念”的炒作、忽悠般简单;很多“三农”的现实矛盾也不能只靠“三农”内部自身发力就能解决的。

以当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起的“蝴蝶效应”那种农村改革渐渐“气数已尽”。以我们近期调研的重庆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办事处三河村这种大城市的近郊农村状况为例,那里令人兴奋与令人沮丧的状况并存,“沮丧”在于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迄今严重落伍,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然而改变这种状况,非现实农民所能及的,亟待政府跟进!

因此,从顶层与上层这一维度考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

一是强化政府政策与资金引导。亟待把过去分散于多部门、多渠道的资金诸如:涉农补贴资金、村村通、水务水利、林业、农机、畜牧、支农、扶贫、农网改造、危房改造、农田建设……应当由政府通盘统筹,捆绑成“集束炸弹”,通过认真调研和第三方评估,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和项目,才能产生实实在在“四两拨千斤”效应,而且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权力寻租”“雁过拔毛”现象发生。

二是要有实施乡村振兴的优惠政策倾斜。各级党委、政府要善于出台引进、留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优惠、税收优惠、土地流转优惠等等政策措施,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真正形成“人才不分男女老少、地域不分东西南北、身份不分体制内外、行业不分大小贵贱”的大气候、大环境,目的就是要调动全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有点子出点子……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依法获得利益回报,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我国全社会的行动。

三是从全国“一盘棋”角度出发建立“三种机制”。建立从顶层到基层,上下联动、左右沟通、信息共享的机制;建立确保农业产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物流机制;建立健全具有前瞻性的、跨区域、跨产业、跨部门的调控监测、预测、预判和补救机制。

总之,多维度看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有效避免片面性、盲目性,以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富裕的题中之义。(徐宗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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